韩非子是怎么死的啊？
韩非，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家，先秦“法”、“木”、“势”学说的集大成者，其学说以政治哲学最为突出，他鼓吹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对以后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公元前323年，韩非死于秦国。有关他的死因，从西汉起就有不同的说法，至今学术界仍无定论。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曾与后来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他有些口吃，不善讲话，但很会写文章，连李斯也自认不如他。韩非曾上书韩王实行变法。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只得退而著书立说，以阐明其思想。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大为钦佩，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告诉秦王，这是他同学韩非所作，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但还没有任用他，秦国大臣李斯和姚贾就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坏话，韩非因而被关进监狱。不久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就是李斯。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按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嫉妒陷害。 但是，在西汉刘向编写的《战国策》中，却有另一种说法。《秦策第五·四国为一特以攻秦》中讲：楚、燕、代等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名大臣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制止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得到重赏。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一开始攻击姚贾用秦国财宝贿赂四国君王，是“以王之权，国之宜，外自交于诸侯”；接着又揭姚贾的老底，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说以财宝贿赂四君是为秦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他又何必回秦国；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名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秦王信任姚贾而杀了韩非，从这里看，韩非似又是咎由自取，妒忌别人而终害自己。 目前，学术界对韩非的死因，持《史记》说的居多，但也有不同看法的，大致归纳为下列几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韩非之死固然与李斯、姚贾有关，但关键因素则在于秦王的多疑。《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实际不矛盾，前者讲政治原因，后者谈个人原因，决定者则是秦王。秦王为人“少思而虎狼心，”他对韩非学说的倾倒，并不能消除他对韩非的不信任。他需要的是能实现他统治野心的工具，不能充当这种工具的人，不论学问多好，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囚禁韩非出自他的本意，杀其人而用其学说，正符合这个统治者的性格。 另一种意见则以为：韩非的死因与当时秦韩两国政治斗争有关，并非李斯的嫉妒陷害。战国后期，势力强盛，秦欲扩张，韩首当其冲，对此“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韩国的“弱秦”计划，开始是派水工郑国到秦游说。抓住秦王好大喜功这一点，以兴修水利来消耗秦之国力，但此事不久即败露，且修建的“郑国渠”不仅没有“弱秦”，反而使秦更趋富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韩非亲自出马使秦以“存韩”，企图把秦军引向赵国并破坏姚贾的出使，李斯作为秦臣与韩非展开斗争，谈不上什么嫉妒。如果李斯是嫉妒，他又何必在秦王面前举荐韩非，而且韩非死后，李斯还是多次提及“韩非子言”。嫉妒之说是司马迁的个人偏见所致。 更有人认为：人们总把韩非视为爱国者，为“存韩”而死，实际上并不然。韩非和李斯都是战国时代的纵横游说之士，换言之就是政客。韩非到泰国去是与李斯争权夺利，要说嫉妒之心两人皆有，两人钩心斗角的结局则是李胜韩败罢了。韩非子怎么死的？韩非子得罪了谁？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最深得老子思想精髓的二人之一。韩非子和秦国丞相李斯是同窗，但两人在政见上却有分歧，当时李斯认为应该灭韩，韩非子觉得要存韩。李斯知道韩非子的能力，担心秦王嬴政会听信韩非子的计谋，所以故意在秦王面前说了很多他的坏话，导致韩非子被擒入狱。韩非子最后也是死的挺冤的，秦王本想赦免与他，却晚了一步。我们知道，李斯与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两人都是不世出的天才，而人们都认为韩非要略胜李斯一筹。而这也让人们觉得韩非的死与李斯有着某种关系，这是最为流传的一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则是认为韩非说姚贾的坏话，结果害人不成，反倒赔了自己的性命。我们来分别看一下这两种说法的合理性与否。
韩非所在的韩国是七国中最弱小的国家，当时的韩王不思进取，不敢任用韩非，怕被其夺去王位，于是，韩非满腔抱负无处伸展，很是郁闷，写下了《孤愤》，《说难》等篇章。
这些文章韩王不重视，却被嬴政看到了，他手不释卷，日夕揣摩，看到精彩处就忍不住击节赞赏，渐渐地爱屋及乌，对韩非这个人起了兴趣。于是，他发动了对韩国的战争，只是为了让韩非到秦国去，因一个人而发动一场战争，由此可见韩非的魅力。
韩非果然没有让嬴政失望，他的所思所想与嬴政不谋而合，而这，却引起了李斯的妒忌，他苦心经营数十年，才在嬴政身边有了一席之地，而韩非仅凭几篇文章，几许言语，竟能让秦王如此？他怕自己再不行动，以后就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
于是，他向秦王进言，说韩非身在秦国心在韩，不会为秦国所用，不及早杀之，必为后患。就这样，秦王将韩非下狱，李斯趁机除掉了韩非。
另一个说法是，韩非与姚贾交恶，于是向秦王说他的坏话，可是姚贾显然比口吃的韩非更加能说会道，于是让秦王相信了他的无辜，而韩非反因构陷不成而为秦王所弃，最终身败名裂。
关于韩非之死，恐怕根源还是在他自己身上，胸藏百万雄兵，徒有高等智慧，却无高等的情商，在战国这种乱世当中，确实是难以生存下来的。
下面分享相关内容的知识扩展：
《韩非子·六反第四十六》译文与赏析
六反第四十六
【题解】
本文从功利观点出发，指出社会上分别存在着六种“奸伪无益”之民和“耕战有益”之民，前者应受到诛罚却得到了称誉和礼敬，后者应得到奖赏却受到了轻视和贬抑，这就是“六反”。据此，文章又进一步反对仁爱、轻刑、足民，提倡君主以威严治国、以信赏必罚劝禁。
【原文】
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1]。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2]。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3]。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4]。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5]。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謟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6]。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注释】
[1]难：危难。降北：投降败逃。[2]方：方术，学说。[3]牟食之民：指依靠游说混饭吃的人。牟，贪取，侵夺。[4]语曲：诡辩。牟知：从事于玩弄智巧。牟：通“务”。知：通“智”。[5]暴憿之民：凶暴而冒险的人。憿，通“侥”，侥幸。磏：（lián）磨刀石，引申为有锋芒、有棱角。[6]訾：诋毁。
【译文】
贪生怕死逃避危难，是投降败逃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重视生命的人”。学道术立方术，是背离法制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学问的人”。到处游说得到丰厚供养，是依靠游说混饭吃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才能的人”。空谈诡辩玩弄智巧，是虚伪诡诈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雄辩智慧的人”。用剑行刺攻击杀人，是凶暴而冒险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锋芒勇敢的斗士”。救活贼子藏匿坏人，是应当判处死刑的罪犯，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讲名声有信誉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上所称赞的。为国赴险忠诚献身，是为节操而牺牲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不会算计的傻瓜”。见闻少顺从命令，是守法的良民，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朴实丑陋的人”。努力劳作自食其力，是创造财富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缺少才能的人”。善良厚道单纯质朴，是正派善良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愚昧刚愎的人”。重视命令谨慎办事，是尊重君主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胆小怕事的人”。挫败乱贼遏制奸邪，是使君主明白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奉承说别人坏话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上所诋毁的人。奸邪诡诈无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而社会上竟像那样来称赞他们；耕地作战有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而社会上却如此诋毁他们；这就叫做“六种反常”。布衣百姓考虑到自己的私利而称赞那些无益于国家的人，当代君主听到这些虚名就礼遇他们，礼遇他们，必定给予他们好处。布衣百姓考虑到对自己有害而诋毁那些有益于国家的人，当代君主被世俗偏见所蒙蔽而鄙视他们，被鄙视，必定会受害。所以名誉奖赏给了那些谋私作恶应当惩罚的人，而诋毁刑罚却加罪于那些为国家做好事应该奖赏的人，要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原文】
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不知权者也。夫弹痤者痛，饮药者苦，为苦惫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1]。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矣[2]。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3]。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也。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着，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 *** 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不可以霸王矣。
【注释】
[1]弹痤：（tán）用石针割刺痈。痤：痈。[2]郄：（xì）同“郤”，也作“隙”，空隙、裂缝。[3]怀衽：怀抱。衽，衣襟。
【译文】
古代有谚语说：“处理政事就好比洗头，虽然会掉一些头发，但一定会洗头。”舍不得掉头发的耗费而忘记洗头能促使头发生长的好处，就是不懂得权衡利弊得失的人。用针刺痈会疼痛，喝药会口苦，因为痛苦的缘故而不刺痈喝药，那么自己就不能活命了，病就治不好了。如今君臣之间的交往关系，没有父子之间的恩惠，而想用施行仁义的措施来禁控臣下，那么君臣的交往关系必定会有裂缝。况且父母亲对于子女，生了儿子就去祝贺，生了女儿就杀死。子女都是父母所生，但生了儿子就祝贺，生了女儿就杀死，这是因为父母亲考虑到他们对自己今后的利益，计算长远的利益。所以父母亲对于子女，尚且用计算对自己是否有利的心思去对待他们，更何况是没有父子之恩惠的人呢？如今学者游说君主，都叫君主去掉求利的思想，从相爱的原则出发，这是要求君主对臣民的爱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谈论恩惠的无知之谈，是一种欺骗和杜撰，所以英明的君主是不接受的。圣明的人治理国家，首先审查法律禁令，法律禁令明白了，那么官府就能依法治理政务；其次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不偏私，那么民众就能被使用。民众能被使用官府得到治理，那么国家就能富裕，国家富裕那么兵力就会强盛，而称霸称王的事业就能成就。称王称霸，是君主更大的利益。君主为了获取大利益来治理国家，所以任用官吏的时候要求才能相当，赏罚时没有偏私。使士人民众都明白此道理，尽力拼命，那么就能建立功绩获得爵位俸禄，爵位俸禄只要得到了而富贵的事业也就成就了。富贵，是臣子的更大利益。臣子为了获取大利益来做事，所以拼死应对危难，即使尽全力死了也无怨恨。这就是说，君主不施仁爱，臣下不效忠诚，那么就不可能称王称霸了。
【原文】
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吏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译文】
奸邪的人，必定被别人知道才会有戒备，必定被别人惩罚才会停止；不被别人知道就会放肆，不受到惩罚就会横行。如果把轻便的可以随身携带的货物陈放在幽暗隐蔽的地方，即使是曾参、史鱼那样的廉洁之士也可以被怀疑；把百金悬挂在市场上，虽然是大盗也不敢去取。不被知道，那么曾参、史鱼那样的廉洁之士也可以被怀疑；必定被知道，那么大盗也不敢偷取悬挂在市场上的百斤。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防范措施多而惩罚重，使民众因法令受到约束而不是凭品行的廉洁停止作恶。母亲对子女的爱胜过父亲的数倍，但父亲的命令在子女那里得到执行却是母亲的十倍；差役对民众没有什么仁爱，其命令在民众那里得到执行却是父亲的万倍。母亲积聚仁爱而命令却行不通，差役运用威严而民众就听从，以此到底采用威严还是仁爱的策略，也就能决断了。况且父母亲所要求子女的，希望他们在行动方面安全有利，希望他们在立身处世方面远离罪过。君主对于民众，国家有灾难就用他们拼死卖命，安定太平时就使他们尽力生产。父母亲怀着深厚的爱关切子女安全利益仁子女却不听从，君主不用仁爱和利益的要求民众卖命而命令却能执行。英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不培养恩爱之心而增强威严之势。所以母亲以深厚的爱对待子女，子女多半品行变坏，这是因为推行了仁爱；父亲淡泊仁爱用竹板子抽打管教子女，子女多半品行善良，这是因为使用了威严。
【原文】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是故决贤、不肖、愚、知之美，在赏罚之轻重。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1]。治贼，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2]。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名！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欲治者何疑于厚赏！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圣有谚曰：“不踬于山，而踬于垤[3]。”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注释】
[1]揆：（kuí）大致估量现实状况。[2]胥靡：犯轻罪被罚苦役的人。[3]踬：（zhì）绊倒。垤：（dié）小土堆。
【译文】
如今一般人家治理产业时，用忍饥寒来相互鼓励，用吃苦耐劳来相互监督，虽然遭到战争的祸乱，荒年的灾患，还能够穿暖吃饱，必定就是这种家庭了；用丰衣美食来相互怜爱，用安逸享乐来相互照顾，如果碰上天灾荒年，卖妻卖子的，必定是这种家庭了。所以用法治作为治国策略，开始吃点苦而有长远利益；用仁爱作为治国策略，暂时得到欢乐但终究要遭受穷苦。圣人权衡这其中的轻重，从长远利益出发，所以用法治使民众能忍受管束，而废除仁爱对民众的怜爱。学者们的意见都说“减轻刑罚”，这是使国家混乱灭亡的措施。赏罚决断，就是为了勉励立功禁止犯罪。奖赏丰厚，那么想要的就迅速得到；惩罚严重，那么所厌恶的就会很快得到禁止。想要得到利益的人必定厌恶受害，受害，就是利益的反面。违反自己的欲望，怎么能不厌恶呢？想要治理的人必定厌恶混乱，混乱，是治理的反面。因此想把国家治理好的人，他的奖赏必定丰厚；那非常厌恶混乱的人，他的惩罚必定很重。如今采取减轻刑罚的人，他不是很厌恶混乱，所以他也不是很想治理好国家。这不仅是没有治国的法术，而且没有治国的理论。因此判断人们的贤能、不贤能、愚蠢、智慧的标准，在于赏罚的轻重。况且实施重刑，并不是要惩罚某一个人。英明君主的法制，是估量所有人德行的准则。治罪贼子，并不是治罪贼子一个人；如果治罪贼子一个人，那仅仅是治罪了一个死囚。刑罚大盗，并不只惩罚大盗一个人；如果只是惩罚大盗一个人，那仅仅惩罚了一个囚犯。所以说：对一个坏人的惩罚而可以禁止全国的坏人，这才是惩罚的目的。受重罚的，是盗贼；而感到恐惧的，是善良的民众。想要把国家治理好的人对重刑的作用还有什么可怀疑呢！至于厚赏，并不只是为了奖赏有功绩的人，而也是为了劝勉全国的人。受到奖赏的人乐于得利，没有受到奖赏的人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劳了一个人的功劳而劝勉了全国的民众，想要治理国家的人对厚赏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今不知道治国 *** 的人都说：“严厉的刑罚伤害民众，轻刑就可以禁止奸邪了，何必一定要加重刑罚呢？”这是没有仔细考察治国 *** 。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轻刑不一定能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就一定能制止。因此君主设置重刑，奸邪全部能被禁止，奸邪全部禁止了，那么这重刑对于民众又有什么伤害呢？所谓的重刑，是指坏人得到的好处很小，而君主加在他们头上的惩罚很重。民众决不会为了很小的好处而甘愿被重罚，所以坏人就一定会被禁止。所谓的轻刑，就是指坏人得到的好处很多，君主加到他们头上的惩罚很轻。民众羡慕做坏事的大利益而轻视那很轻的惩罚，所以坏人就禁止不了。所以先圣人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高山绊倒，而会被小土堆绊倒。”山高大，所以人们就谨慎对待它；小土堆很小，所以人们就忽视它。如今刑罚很轻，民众必定忽视它。违反了法律而不惩处，就等于驱使国人犯罪而抛弃他们；违反了法律而惩处，就等于给民众设置陷阱。因此轻微的处罚，相当于民众的小土堆。因此把轻刑作为治理国家的策略，不是扰乱国家，就是给民众设置陷阱了，这才称作伤害民众啊！
【原文】
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乱[1]。”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赏罚，固已足之之后也；虽财用足而后厚爱之，然而轻刑，犹之乱也。夫当家之爱子，财货足用，货财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亲爱之则不忍，不忍则骄恣。侈泰则家贫，骄恣则行暴。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懦则肆于为非。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明矣[2]。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注释】
[1]道：称说。书策：典籍。策：通“册”。赋敛：征收的赋税。[2]神农：传说中发明原始农耕的人。曾、史：曾参、史鱼。
【译文】
如今学者们都称说典籍中歌功颂德的空话，不明了当代的实际情况，都说：“君主不爱民，征收的赋税一直沉重，导致财物不够用而民众怨恨君主，所以天下大乱。”这是认为使民众财物足用就是对民众的仁爱，虽然减轻刑罚，也可以治理好的。这种说法并不对。凡是受到重罚的人，原本就是在他富足之后犯罪的；虽然使民众财物富足之后再去深爱他们，然而减轻刑罚，还是会混乱的。比如当家长的溺爱子女，子女的财物足够使用，财物足够使用那么就会轻易乱用，轻易乱用就会浪费奢侈。家长溺爱他们就不忍心约束他们，不忍心约束他们那么就会使他们骄横放纵。浪费奢侈就会使家庭贫困，骄横放纵就会使他们行为暴虐。这就是财物使用富足，爱得深厚，采用轻刑的祸患。大凡人的本性，财物富足之后就会懒惰于劳动，君主管治软弱就会放肆地为非作歹。财物富足之后仍然尽力劳作的，是神农那样的人；君主管治软弱而仍然尽力修行的，是曾参、史鱼那样的人，而民众比不上神农、曾参、史鱼那是很明显的。老聃有句话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耻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因为危险和耻辱的缘故而在满足之后不再谋求私利的人，只有老聃。如今以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民众都当作老聃了。所以夏桀高贵地处在天子之位上还不满足自己的尊贵，富有得拥有天下还不满足于他的珍宝。统治人民的君主虽然能满足民众的财物，也不能使他们当上天子，而夏桀未必认为当天子是满足的事，那么虽然使人民富足，又怎么能把这作为治国的策略呢？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适应天时来获得财物，评定赋税使贫富平均分担，加重爵位俸禄来使人们尽心尽力，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使民众通过卖力而得到财富，通过给国家办事而得到尊贵，因过错而受到惩罚，因立功而得到奖赏，而不惦记君主仁慈恩惠的赏赐，这才是帝王治理国家的 *** 。
【原文】
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1]。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授之以鼎俎，则罢健效矣[2]。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无术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身不任者而自饰以为高。世主眩其辩、滥其高而尊贵之，是不须视而定明也，不待对而定辩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注释】
[1]嘿：通“默”。喑：哑。[2]乌获：人名，战国秦武王时的大力士。罢：通“疲”，疲弱。
【译文】
人都睡着了，就不能知道谁是瞎子；都沉默了，就不能知道谁是哑巴。醒过来让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让他们回答，那么谁是哑巴、瞎子就都完全知道了。不听取他们的言论，就不会知道谁没有法术；不任用他们做事，就不会知道谁不贤德。听取他们的言论责求与他们的行为相当，任用他们本身要求他们处理事情的功效，那么无法术不贤能的人就完全知道了。想要得到大力士却听从他们自夸，即使是庸人与乌获也不能被识别出来；如果拿鼎俎让他们举一下，那么谁疲弱谁强健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官职，就相当于有才能之人的鼎俎，把职事交给他们干一下而愚蠢和聪明就能分辨出来了。所以没有法术的人就得不到重用，无才德的人就得不到任用。他们的言论没有被采用就自我粉饰认为自己有口才，他们本人没有被任用就自夸认为自己高明。世俗的君主迷惑于他们的口才、轻信他们的高明从而尊重他们，这就是不等待他们看东西就确定他们的视力好，不等待他们回答就确定他们的口才好，谁是哑巴谁是瞎子就不能分辨了。英明的君主听取他的言论必定要求它的功用，观察他们的行为必定责求它的功效，那么陈腐空洞的学说就无人再谈了，自夸欺骗的行为就得不到掩饰了。
【评析】
六反，就是六种反常现象，应该受到惩罚的奸邪之人，却受到世俗的称赞，应该受到称赞的人，却受到世俗的诋毁。难怪有许多人心理不平衡。统治者如果受到世俗舆论的蒙蔽和影响，必然就会使赏罚失当，从而不能使国家富强。
韩非偏激的认为，君主统治不应该讲仁爱，实际上，上下级之间的仁爱关系是互相爱护的关系，只有上级爱护下级，下级也爱护上级，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才能维持下去。如果谁都不爱护对方，只为了自己的私利去为人处世，那么统治政权也就维持不下去了。韩非认为，只要法、罚重，那么很多人就会考虑自己的行为方式；法制严密，奸邪的行为就会被知道，被觉察，法制不严密，那么谁都值得怀疑；所以法制、法治是重中之重。这是不对的，一个国家的治理，最关键的就是了解人们的风俗习惯，并且根据各种原因，移风易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法律，只是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补充，一种外在形式的，一种条文形式的补充。
六反，讲的是六种反常现象，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实际工作中不止只有这六种反常现象，有很多反常现象都需要我们去清醒地认识、区分。不能认为这种现象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正常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论时代怎样发展，总是要团结互助，相互仁爱的。否则，人类也就走投无路，永远困穷了。
韩非子五蠹原文 原文讲解
1、原文：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2、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3、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4、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黎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完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5、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6、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 *** 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7、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8、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9、今则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10、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1；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11、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12、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 *** 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千古奇冤——韩非子被冤杀，说出来你都不信，全完是他咎由自取
韩非子，战国后期韩国的贵族公子，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学学派的代表人物。秦王嬴政对他是求贤若渴，赞誉有加，但是后来韩非子却冤死在了秦国，关于他的死因一直是个千古之谜，那么 历史 上韩非子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呢？
战国后期，战国七雄争霸，秦国一支独大，其综合国力已远超其他六国。而与秦国接壤的韩国更是被秦国打压的没有战略空间了，越来越弱小和贫穷了。
韩非子从小都爱好刑名法术学问，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而韩非子有口吃的缺陷，不善于言谈，却爱好著书立说。
他看到自己的祖国韩国渐渐衰弱，心痛不已，屡次上书规劝韩王，希望韩王采纳他的意见，改变韩国日薄西山的现状，但是韩王没有听取他的建议。不得已韩非子只能放弃，开始了他的写书之路。
当时韩非子痛恨君王治理国家不用修明法治，不能凭借君王掌握的权势来驾驭臣子，没有任用贤能之士而富国强兵，他考察了古往今来的得失变化，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将老子的辩证法和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融为一体，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著作。
此时的秦国为了统一天下，招贤纳士，秦王嬴政也求贤若渴。当韩非子的著作传到了秦国，嬴政见到了《孤愤》这些书，长吁短叹到：“要是能见到韩非子，并能和他交往，寡人就是死了也没有遗憾了”。李斯对嬴政说到：“韩非子是我的同门师兄弟，而且他比我更加有才能”。
为了能得到韩非子，秦王嬴政决定使用暴力，他下令立即出兵攻打韩国。因秦国攻韩，等到前线形势吃紧，不得已韩王在危急关头召见韩非子，派遣他出使秦国。
到了秦国，秦王嬴政很是喜欢他，非常看重韩非子的法家学说，韩非子成了嬴政的座上宾。
秦国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都是采用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消灭，而为了对付强大的秦国，其他六国就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
姚贾——韩非子的生死冤家
姚贾，魏国人，出身“世监门子”，其父是看管城门的监门卒。虽然他出生低微，可是经历却相当传奇，后来被韩非子称其为“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在赵国，姚贾被赵王全权委托，联合楚国、韩国、魏国，合众攻秦，而后秦国使用连横之计，破坏四国联盟，姚贾也被赵国逐出其境。此处不留爷，自由留爷处，姚贾跑到秦国，得到了嬴政的礼遇和赞赏。
虽然姚贾被撵走了，但是四国联军并没有瓦解，俗话说双拳不敌四手，这几个小国聚在一起，嬴政也寝食难安，于是嬴政召集群臣宾客，商议怎么退敌。这个时候姚贾挺身而出，说他愿意出使各国，破坏他们的合纵之计，嬴政一听很是高兴，说如果解决了此事，我们便可安枕无忧了。
嬴政给姚贾“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剑”。这种待遇，有秦一代，并不多见。出使三年，大有成绩，和四国大臣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进而瓦解了四国联盟，嬴政大悦，拜为上卿，封千户。
姚贾此行却触碰了韩非子的“个人利益”，因为韩非子是韩国人，他来到秦国做事，只是想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但是对于韩国是很有感情的。而姚贾破坏合纵，他的祖国韩国就会首先面临被灭的后果，想到这里就恨死了姚贾。
之一回合，韩非子得胜
思来想去，韩非子决定报复姚贾，向秦王嬴政告黑状，说姚贾花了大量的金钱，结交各个诸侯国，未必能让这些诸侯国亲近秦国，反而是姚贾为他自己留后路，以后在秦国呆不住了，他就可以混到其他国家去。韩非子还说姚贾这人对秦国不忠，有私心。
嬴政一听，觉得有理，非常生气，把姚贾喊来，问他话：“听说你拿着我给你的钱财，来结交诸侯国，为了自己的前程铺后路，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第二回合，姚贾反败为胜
姚贾一听，这是有人告黑状，想陷害与他，因为花钱结交诸侯，确实是真的，如果调查起来，这是瞒不住的。聪明的姚贾首先承认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嬴政一听急了，你怎么干这事呢？
这个时候姚贾向嬴政解释到：“我为了和诸侯搞好关系，肯定要用钱财来打通关系，我这出发点是好的，我要不用钱结交诸侯，怎么能让他们信任我呢？大王您看，曾子是个大孝子，所以天下的父母都争着想让他当儿子；伍子胥是个忠臣，所以天下君王都想让他做臣子；诸侯为什么愿意结交我呢，因为我是个忠臣，我得到大王您的信任和倚重，如果大王不信任我，哪个诸侯愿意结交我呢？这些钱财就是打通关系的润滑剂”。
秦王嬴政听了连连点头，脸上也露出了喜悦之情。接着姚贾又说到：“当年夏桀听信谗言杀死自己的大臣，商纣王听信谗言杀害忠臣良将，这两位最后国家都被人家都灭了，大王您要听信谗言，谁还敢为您尽忠呢”？
一番话说得秦王对韩非子有了想法了，以后韩非子向秦王告姚贾的黑状，秦王根本不信了。忍无可忍的姚贾为了一劳永逸，永绝后患，他就联合李斯反告韩非子的黑状。
第三回合，姚贾和李斯联手置韩非子于死地
姚贾对嬴政说：“大王，我们秦国消灭六国，一统天下是迟早的事情，而韩非子是韩国人，他一定会向着韩国，这不是个隐患吗，早晚要出事”。姚贾停下来，嬴政细想一下觉得姚贾说得有道理。接着姚贾又说到：“韩国是目前实力最弱小的，大秦灭掉韩国是最轻松的，可是韩非子却建议大王先消灭其他国家，他这不是有私心吗”？而李斯这个时候十分嫉妒韩非子的才能远在自己之上，也对韩非子落井下石，细说韩非子的种种不是。
秦王虽然很欣赏韩非子的政治主张，但是更加相信李斯，进而听信了李斯和姚贾的谗言，将韩非子关入大牢，李斯又怕嬴政到时候反悔，就用毒药害死了韩非子。
纵观韩非子的一生，他是个有大才之能人，同时他也时运不济，仕途坎坷，最终含冤致死，让后人感到甚是可惜。可是，不作死就不会死，他的死完全是他咎由自取，他如果不告黑状，也许秦国一统天下之大功非他莫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