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杀过哪些功臣？
朱元璋唯一放过的功臣是汤和。汤和最早在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率领十几名壮士一起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被擢升为千户之后，他给身在皇觉寺的发小朱元璋写信，将他引荐到郭子兴帐下。虽然当时的汤和官阶高于朱元璋，但是他早就看出朱元璋非池中之物，所以始终对朱元璋非常尊重。
朱元璋概括
朱元璋幼时贫穷，曾为地主放牛。至正四年1344年入皇觉寺，云游四方，增长见闻。二十五岁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至正十六年1356年攻占集庆路，改名应天府，其后陆续消灭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并自称吴王。吴元年1367年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派遣徐达、常遇春举兵北伐，以推翻元朝统治。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即皇帝位于应天府，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同年秋攻占元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其后平定西南、西北、辽东等地，最终统一全国。
朱元璋杀功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朱元璋杀功臣，主要是借助惟庸、蓝玉两起所谓的"谋反"大案，进行大肆株连。惟庸于洪武六年为相，因精明强干，又是老丞相李善长亲戚，深得朱元璋宠信。朱元璋甚至把早于惟庸两年入相的汪广洋贬为广东参政，让惟庸独居相位。这惟庸大权在握后，便有些得意忘形，经常当皇帝的家。时间一长，自然引起朱元璋的猜忌。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节等上奏惟庸党谋反，朱元璋随即诏令严加审讯，并以最快的速度将招出之谋反人员，包括告密人涂节，一并处死。所以朱元璋杀功臣是从洪武十三年蓝玉两起所谓的"谋反"大案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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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为了巩固其子孙后代地统治大力诛杀功臣的恶果
1、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朱棣造反时建文无大将可用，导致建文的失败，朱棣的成功2、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首先触及这一话题的是吴晗，1934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广泛收集史料，进行严密细致的考证，把已经变得扑朔迷离的胡惟庸党案的真相揭示出来。他说：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时过境迁以后，实在情形已被湮没，后来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他在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惟庸党案的要害：“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然而几十年后他修订出版的《朱元璋传》，却见不到如此锋芒毕露的分析了，只是在书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回避了这个尖锐而又敏感的话题。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生怕引起新朝当权者的猜忌。但是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读明史首先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历史学家，不存在甚么该讲甚么该回避的历史现象，秉笔直书历来是史家的基本史德。
直白的说，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局。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特殊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以为开国有功，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他的子孙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这样，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然后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以及那些并不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处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
当然，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问题，不少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这种做法似乎和战国时代的“铸刑鼎”有点类似。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在这个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号。
朱元璋成为开国皇帝后，昔日的谋士二李善长出任左丞相，猛将徐达出任右丞相，徐达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操于李善长之手。
李善长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在帅府决断进退赏罚章程。朱元璋称吴王时，他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洪武元年顺理成章地担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之一，当他的儿子被皇帝招为驸马后，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朱元璋对于淮西集团权力过于膨胀，从而威胁到他的皇权，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换李善长，为此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以元末进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东后，礼聘他为谋士。足智多谋的刘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谋略——先图陈友谅，后取张士诚，再北伐中原，帮助朱元璋成帝业，其功劳并不逊色于李善长。由于他不是淮西集团中人，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只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与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相去甚远。而且他只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并无多大实权。
朱元璋对刘基颇为信任，为了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而征求他的意贝，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
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的排挤，仍然出于公心劝导主公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难以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与杨宪有私交而说昧心话：“(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不合适，再次邀请刘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刘基再次推辞：“臣疾恶太甚，
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选择了胡惟庸——一个远不如李善长善于出谋划策，却精于拍马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都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洪武三年，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奸猜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虽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计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他自恃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为妻，结成姻亲)；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
刘基鉴于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怕遭致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汉，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胡惟庸获悉刘基曾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当时胡惟庸以左丞掌中书省事，指使亲信官员攻击刘基，无中生有地诽谤刘基用有“王气”的十地营造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 *** 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刘基被剥夺了官禄。刘基惧怕带来更大的祸水，赶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并且留京不归，以明心迹。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刘基大为悲戚：“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从此忧愤成病，没有多长时间就死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有人告发说，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
对于刘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说：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激流勇退。(朱)元璋视其为张良，因而他俩之间知无不言，言听计从。刘基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每恭己以听，呼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
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谈起此事，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胡党”身上。他说：“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蛊了。”那意思是说刘基是被“胡党”毒死的。他还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朱元璋公开对外也是这样说：“后来胡家结党，(刘基)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涨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一口咬定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但是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吴晗的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剧色彩。朱元璋对亲信存有二心，连视为张良的刘基也不放过，却轻信胡惟庸，听任他胡作非为，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凭他的权力威望，“胡家结党”他真的“说不倒”吗?后来终于对胡惟庸下手，其实也是对亲信存有二心的逻辑发展。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未免牵强附会。
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更具杀伤力，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看得出来，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他冠冕堂皇地说：“(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纯属冤案一桩。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其申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之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 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
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之说表示难以相信：
谈迁说得更加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蓝王党案也是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 除的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
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
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开国之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 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
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唏嘘不已!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
朱元璋杀了很多开国元老，只有四个幸免，他们是谁？
没被朱元璋杀开国元老是谁？朱元璋杀了很多的开国元老，但是有四个开国元老幸免于难，他们分别是：刘基（刘伯温），汤和，耿炳文，郭英。
一、刘基，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刘伯温，刘基是朱元璋打天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人，他为明朝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明朝建立后，刘伯温一直低调做事，从来不说自己的功劳有多大，他心里非常明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所以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功成身退，也正是因为这样朱元璋找不到借口杀他，他也因此成为了逃脱朱元璋屠刀的明朝四个开国功臣之一。
二、汤和，汤和是朱元璋更好的朋友之一，当年朱元璋父母兄弟饿死，被迫去做和尚，已是起义军千户的汤和就给朱元璋写信邀请他加入起义队伍。后来朱元璋果真参加起义队伍，汤和就跟在朱元璋身后尽心辅助，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奇怪，为何堂堂千户大人跟着一个小兵 *** 后面转？也正是因为这份情谊，朱元璋没有杀汤和。
三、耿炳文，耿炳文的父亲在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过程中战死，耿炳文接替了父亲的职位继续跟着朱元璋干，立下了不少功劳，明朝建立后被封为长兴侯。耿炳文这个人比较老实，没有什么野心，朱元璋可能是考虑到大将都被杀光了，得留一个在他死后保护明朝的江山，所以没有杀耿炳文。
四、郭英，郭英是著名的战将，还跟朱元璋有亲戚关系。在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过程中，郭英参加大小战斗500多次，受伤70多处，总共斩杀，俘虏敌军十七万多人，明朝建立后被封为武定侯。另外郭英的同胞姐妹嫁给了朱元璋，基于这些原因，朱元璋对郭英格外信任和喜爱，所以朱元璋也没有杀他。
狡兔死，走狗烹：朱元璋杀害开国功臣的先后顺序，到底有何玄机呢？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开国皇帝们在取得江山之后都会对开国元勋们采取相应的处理办法。例如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汉高祖刘邦对功臣们的杀害等等。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皇帝诛杀开国功臣似乎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它似乎在每个王朝的演替中都会发生。但是要说起历史上诛杀功臣最多的皇帝，恐怕就数朱元璋了。比如我们知道的“蓝玉案”，仅一个案子就牵连了上万人，其他的大小案件就不用说了。
所以，在当时，明朝的开国元勋中，最后能幸存下来的人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大部分都被朱元璋给诛杀干净了。朱元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朱元璋——剧照
这个问题其实也算不上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近来对于朱元璋杀害开国功臣的议论实在是太多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狡兔死，走狗烹”，说白了就是鸟尽弓藏之意，当然了，还有人说是因为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因为只有把这些威胁者都给诛杀干净，他们就无法窥视老朱家的皇位了。
这些理由都有一定的道理，如果问你，你也能说出个大概。但是如果要问你，朱元璋杀害这些功臣的先后顺序暗藏了怎样的玄机，恐怕就很难说得上来了。
朱元璋杀害开国功臣的先后顺序，到底隐藏了怎样的玄机呢？
朱元璋像
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来弄明白这些人在明朝建立之后所被敕封的先后顺序。乍一看，这完全是两码子事，但其实它们是一码事。
为何呢？
我们都知道，在洪武三年，也就是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年，便开始大封群臣。但其实这次册封早该在徐达领兵北伐的时候就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天下基本大定，虽说朱元璋只是吴王，但其实已经在准备登基所用之物了。但是朱元璋知道，对于这群骄兵悍将，无论给他们敕封什么爵位，他们都不会满足，所以便索性将敕封一事往后推迟几年，一来可以让自己想出如何在给予他们封赏后还能制约他们，二来就可以将天下真正收复之后，再行论功行赏，对待北伐将士也要公平一些。
于是，这一次的敕封，一等就是三年。洪武三年的时候，朱元璋大封群臣，一口气就封了28个候。但是也千万别以为这就是单纯的论功行赏，谁的功劳大，谁的爵位就要大一些。但其实，这些封位是有着大学问的，谁在前，谁在后，都是有讲究的。
那么问题来了，朱元璋给群臣排坐坐，既不按官职高低，也不按俸禄多少，更不凭借战功，那么到底是按照什么呢？
朱元璋——剧照
很简单，看和朱元璋建立主从关系的先后顺序；
大家都知道，朱元璋幼年家贫，当过乞丐，也当过和尚，直到后来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才一步步将自己的实力壮大起来，最后在众人的帮助下做了皇帝。可以说，朱元璋从放牛娃到皇帝，这段艰辛的创业历程是十分励志的。
而在朱元璋起事以来，所经历的大小战斗也不在少数，但是这其中就有一场战役十分关键，那就是——渡江战役。为何说它重要呢？因为这场战役不仅造就了很多位明朝开国功臣，同时这也是奠定朱元璋成为皇帝的关键战役。
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什么是“渡江战役”。
朱元璋——剧照
据说当时朱元璋的起义军被元军困在长江西北，此时军中已经快断粮了，而在常见对岸的芜湖却是一个盛产稻米的地方，于是朱元璋决定，摆脱元军的包围，东渡长江，以图解决燃眉之急。但是，想要渡江，其前提必须就得有船，恰恰此时朱元璋的军队缺的就是船。
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正在朱元璋发愁的时候，有个叫廖永忠的起义军首领带领着他的部下前来投奔朱元璋。恰好这个廖永忠所领导的正是一支精锐的水师。有了廖永忠的加入，朱元璋不仅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同时也能带领着部队，顺利过江。
这次战役在朱元璋心里的分量非常重。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在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明朝的官场派系，实际上就是以这场战役为分界线的，大致有三大派系。
廖永忠——剧照
之一派系，是一直以来都追随朱元璋的濠州红巾军旧部。 可以说这是朱元璋的嫡系部队，所以其关系最为紧密。而身处在这一梯队的人，不管是战功赫赫，还是战绩平庸，都是朱元璋封侯时的首要考虑。例如徐达，常遇春，汤河就属于这一梯队。
第二派系，是渡江战役时来投奔的廖永忠的巢湖水军。虽然他们在封侯的时候也享有一席之地，但如果考虑其战功的话，那么显然就是受到了压制。比如说巢湖水军统帅廖永忠，其战功远超濠州旧部的大部分将领，但是在封侯的时候，却只能排在众多战功平庸的濠州将领之后。
第三派系，是朱元璋渡江成功之后望风来归的人。当然了，在这个圈层的人同样也想有封侯的权力，而具体评判标准，要么是依靠战功，要么就是依靠率领大队人马归降。但是就前两个圈层而言，这一圈层的地位确实要低得多，和朱元璋的私人关系那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朱元璋为群臣排坐坐的标准了。一言以蔽之，就是根据，这些人和他建立主从关系时间的早晚。凡是越早建立这样关系的，朱元璋在其地位稳定之后所得到的封赏就越大，因为越早的话，朱元璋成事的趋势也就不明显。而越晚，朱元璋成事的趋势变得越明显，那么所得到的封赏也就越低。
朱元璋像
反过来我们再看看看朱元璋所诛杀大臣的先后顺序，也很有意思。
朱元璋之一次诛杀功臣，是从廖永忠开始的。之后便一路杀下去，而诛杀的顺序，基本上就是按照私人关系的远近，关系越远的，被杀得越早，关系越近的，被杀得越晚。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朱元璋的濠州旧部，仍然在继续扩大着优势地位。直到朱元璋去世以后，功臣都被 杀得差不多了，但这个格局基本上也没怎么改变。
蓝玉——剧照
朱元璋诛杀大臣其实并不是任意而为，而是按照其关系远近一层层杀下去的。虽然这个故事所讲述的是人际关系，但是我们如果能跳出人际关系去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得出两个结论：
一，在单位或组织内部，功劳和地位并不总是对等的；
二，在趋势不明朗的局势下做出选择，风险和收益往往成正比关系，风险虽然很大，但是收益也同样很大。
当然了，能够对趋势做到精准的判断，在大多时候，大都会胜过多年的埋头苦干。一个好的选择，要比只知道漫无目的的努力要强得多。但是，在有了好的选择之后，也依然要继续努力，否则再好的选择也是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