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饥荒有有好转吗(十年饥荒是什么时候)

1962饥荒有有好转吗

1962饥荒有好转。上世纪闹饥荒是从1959年开始。解放后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是50年代末期。1959年，我国的北方地区遭猜虚吵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而南方地区却遭遇了罕见的洪灾，1959年末至1960年初，我国东北地区又遭誉兆遇了极其严重的冰冻灾害，这些穗侍连续的灾害使我国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减产，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困难的境地。1961年，中央岀台八字方针：调整，稳定，巩固，提高。大饥荒逐步解除，1962饥荒有好转。

十年饥荒是什么时候

您好！新中国历史上更大规模的饥荒时间段是1958-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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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区域性的特点

当代环境问题，与过去任何时期的环境问题相比，由于受现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了新的特点，归纳 起来有以下六大表现：

一、全球化。过去的环境问题无论是影响的范围。对象还是产生的后果，都具有局部性、区域性特点。而当 代环境问题则表现了明显的全球性，这是因为：

一些环境污染具有跨国、跨地区的流动”性。如一些国际河流，上游国家造成的污染，可能危及下游国家；一些国家大气污染造成的酸雨，可能会降到别国等。
当代出现的一些环境问题，如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等，其影响的范围是全球性的，它们产生的后果也是全球性的。
当代许多环境问题涉及高空、海洋甚至外层空间，其影响的空间尺度已远非农业社会和工业化初期出现的一般环境问题可比，具有大尺度、全球性的特点。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决定了环境问题的解决要靠全球的共同努力。
二、综合化。20世纪中期出现的“八大公害事件”曾引起世界的震惊，但它们实际上都是由污染引起的损害人们健康的问题。而当代环境问题已远远超出这一范畴，涉及到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各个方面。如森林锐减，草场退化、沙财大、土壤侵蚀、物种减少、水源危机，气候异常、城市化问题等，已刚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环境问题的综合化，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综合整治的措施，才能减轻或控制其影响，预防其发生。

三、社会化。由于当代环境问题已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当代环境问题已绝不是限于少数人、少数部门关心的问题，而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虽然当代环境问题仍在向恶性方向发展，但保护环境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解决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各部门、各学科关注的焦点。

四、高科技化。随着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由高新技术引发的环境问题日渐增多。如核事故引发的环境问题、电磁波引发的环境问题、超音速飞机引发的臭氧层破坏、航天飞行引发太空污染等。这些环境问题技术含量高，影响范围广、控制难、后果严重，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五、累积化。虽然人类已进人现代文明时期，进人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但历史上不同阶段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在当今地球上依然存在。同时，现代社会又滋生了一系列新的环境问题。这样，形成了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各种环境问题在地球上的积累、组合，集中暴发的复杂局面。

六、政治化。当代的环境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成为国际政治、各国国内政治的重要问题。 其表现在：

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合作和交往的重要内容；
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导火索之一，如各国在环境义务的承担、污染转嫁等问题上经常产生矛盾并引起激烈的政治斗争；
世界上已出现了一些以环境保护为宗旨的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这些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势力。

环境问题是当代世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当我们谈到环境问题的时候，常常把它和人的持续发展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然而环境问题正是在发展问题的背景之下突显出来的，或者不如说，就是因为环境的破坏阻碍了人类的发展，环境才成为一个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探讨环境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就必须首先搞清楚环境成为一个问题的前提――“发展”的观念是从何而来的，然后看看历史上环境与人的发展的现实关系，最后再结合当代的环境问题的特点谈谈人的发展在当代环境问题背景下的可能性。

一、发展的观念
对于现代思想来说，发展的观念是一种基本性的观念，但是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却可以看出，这个观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其实是一种非常晚近的观念，而在这个观念流行之前，各种类型的社会并不这样来看待世界。

古代世界没有什么进步或发展的观念，历史通常被视为根本没有什么特定的方向，如果它有的话，那也是一个从黄金时代衰败下来的过程。中国道家的思想家老子将“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看作最理想的社会，孔子对周礼的崇拜也带有同样复古的因素。对于色诺芬、赫西奥德等古希腊思想家来说，人类社会是逐步从黄金时代退化到白银时代，再退化到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黑铁时代的。而早期的和中世纪的基督徒们，都把世界的历史视为是一种衰败：即自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失去了天真以后，在地球上再也不能恢复人类的乐园了。他们还相信会有最后评判的那一天到来，这一天将不但是对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最后审判，而且也是所有现世历史的结束。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也相信，尽管他们重新发现了古代世界的许多文化，但是道德和文化上他们自己的这个时代却是远次于令人崇敬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在这样一种认识框架内，要把人类的历史解说为一种持续的发展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直到17世纪结束时，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增加和技术上的持续进步，这才使得一些思想家开始相信历史可能会是一种编年史式的进步，而不是衰败。渐渐地，在欧洲知识分子中就有了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历史是一系列朝向一个方向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就是说，持续的进步和发展。这样，整个18世纪就被一种对于未来和每个领域内必然进步的乐观主义所席卷。1793年，孔多塞在其《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中表达出了对人类潜力和人类进步无限前景的信心。（而在这本书发表的第二年，孔多塞就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死于雅各宾派的监狱中。）

然而，同时代的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争辩说，历史中有着一种永久的循环，在这种循环中，人口数量会—直增长到所能得到的食物无法负担时为止，到了这时，饥荒、瘟疫和战争就会降低人口数量，直到与所生产的食物的数量再次达到平衡。马尔萨斯看不到有什么出路可以逃脱这种可怕的循环。他的观点之一次从环境与人的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人的发展问题，但他所得出的结论无疑是反对发展的可能性的非常悲观的观念。

在19世纪，城市进一步增加，新的发明不断出现，工业继续向前发展，马尔萨斯式的历史观没有被人们所重视，而进步和发展的观念作为一种自然的、不言自明的观念被普遍接受，并由于巨大的物质进步而进一步使人们觉得是有道理的。这种观念一方面从西方传到东方、从欧洲传到全世界，而且其影响一直延伸到21世纪的现代社会，而在这个传播进程中起着推动作用的始终是人类文明特别是物质文明的发展。因此物质文明的发展在现代社会几乎可以成为发展的代名词，并成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既定目标。然而文明特别是物质文明的发展是以一定的环境作为前提条件的，而且也是以环境的改变（且不说破坏）为代价的，这一点从环境史上文明发展和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出来。

二、环境史中人的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1．苏美尔文明的覆灭

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时，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社会变成了世界上之一个有文献记载的社会，它的那些主要的城邦在其发展的早期就已是高度组织起来的、军国主义化的社会了。这一文明，靠着由灌溉生产得来的剩余粮食来养活管理城邦的官员和一直用以在这一地区保持竞争优势的军队。

由于河流和地势的原因，在苏美尔地区，如果要让庄稼生产的话，水的储存和灌溉是至关重要的。开始时，是收获多于投入。但是，由于炎热的气候和长期无法休耕，以及在高地砍伐森林引起水土流失并在河道中形成大量的淤泥导致河床升高，土地变得越来越易涝，地下水位越来越高，更多的盐分就被带到了地表上，最终通过蒸发结成了厚厚的盐层。然而人口的增长、战争的需要以及城邦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使得苏美尔社会对其环境的压力不但无法减轻，而且越来越大，就连新开垦的土地也不能逃离盐碱化的命运。短期的要求压倒了对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农业体系的任何考虑，结果就带来了灾难。首先是一次又一次的异族入侵和统治，接着是农业基础的完全崩溃。最终，苏美尔成为一个无足轻重、人口稀少、穷困潦倒、死水一潭的地方。

2．罗马文明的衰落

罗马帝国的衰败和崩溃，其原因虽然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环境退化是一个起作用的重要因素，这个因素在古希腊就已经产生。公元前650年左右，大规模的毁坏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定居地的扩展而出现。过度放牧和砍伐树木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严重的土壤侵蚀，而从山坡上冲刷下来的泥土一方面被带到了河里，淤泥就逐渐堆积在河口的港口从而堵塞港口，另一方面在河口附近形成大片的荒芜的沼泽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建立了庞大的常备军，而且在公元前58年之后，帝国的公民可以因政治上的理由而得到免费食粮，从而更加增加了粮食的需求，这样就使农业深入到更遥远的山里，到那些脆弱的土地上去耕种，而当森林被砍伐后，这样的土地很容易被侵蚀。罗马帝国的许多行省都转变为粮食生产地，以养活意大利的人口。对环境的破坏最终使得曾经最为繁荣高产的北非行省形成大片的沙漠，并使小亚细亚的许多城镇成为废墟。

3．玛雅文明的失落

环境崩溃导致了社会死亡的最清晰的例证来自玛雅文明。

玛雅社会在茂密的热带丛林中发展起来，在这种环境中取得了令人难忘的成就。古代玛雅人使用的是一种强度很大的农业体系。在山坡上，他们把丛林清除掉，造出了广阔的梯田，试图保持住事实上不能避免的水土流失。同样重要的是在沼泽地挖出纵横交错的排水沟，并用挖沟挖出来的土筑成高抬起来的台田。这种强度很高的耕作体系，就是玛雅人所有成就的基础，然而却完全不能承受高度的压力。

公元600年左右，玛雅的那些城市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多的战争，统治阶层对修建更多和更大的祭祀建筑的更大得多的强调，占用了大量的劳力。人口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里，他们充实了军队并为建筑项目工作。森林越来越多的被砍伐以给农业提供用地，并提供燃料和建筑材料。耕作也变得强度更大。然而，只要树林的覆盖被除掉之后，热带森林中的土壤是很容易被侵蚀的，而这一点又因南美洲缺乏家畜而进一步加剧（因为它们可以提供肥料来维持土壤结构和肥力）。同时，由于土壤侵蚀所造成的河中越来越厚的淤泥，改变了水位与台田之间的微妙平衡．使得那些沟渠很难保持通畅，严重破坏了沼泽地区那些精心构筑的台田。粮食生产下降，剩余粮食的减少，成为必然的后果，这一点又迫使依赖于此的统治阶层、还有神职人员阶层和军队试图从农民那里拿来更多的粮食，因此就导致了内部的反抗。玛雅人在他们那有限的生态基础上精心构筑起来的超级结构，很快就不再能够维持下去。几十年的时间内，那些城市就被放弃，再没有石柱竖立以纪念统治者，只有少量的农民继续生活在这一地区。在公元800年后又过了几十年，整个社会就开始分裂，那些祭祀中心被放弃，人口突然减少，放弃了的耕地和城市很快就被蚕食的丛林所淹没，直到19世纪才被人们重新发现。

综合以上三个案例，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出人的发展和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的动态模型：首先是环境的既有状况为人的发展奠定基础，没有一定的环境作为基础，人类的生产都会成为问题，何谈发展；接着是人类文明的过度发展并对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而环境的压力又反过来加重人类社会内部的压力并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环境的压力和社会内部的冲突最终导致人类文明的衰落甚至崩溃。以史为鉴，我们可以转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文明的发展是否能够逃脱历史的循环。

三、当代环境问题的特点
由于大家对一般性的环境问题有基本上有所了解，因此在这里我只是提出几个主要的方面。

1． 影响的全面性：当代环境问题涉及地球和的各个角落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全面性的特点，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类：

（1） 人口问题：这里要重点提及的是，人口问题并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同时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因为发达国家每生养一个孩子，其所使用的资源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几个甚至十几个孩子所使用的资源。

（2） 资源问题：其中包括土地资源的不断减少和退化，森林资源的不断缩小，淡水资源出现严重不足，生物物种在减少，某些矿产资源濒临枯竭等等。

（3） 生态破坏：这主要包括：森林减少、土地退化、水土流失、沙漠化、物种消失等等。

（4） 环境污染：这主要指的是温室气体过量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广泛的大气污染和酸沉降、臭氧层破坏、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污染危害及其越境转移、还有海洋污染等。

2． 全球化影响：工业时代的环境问题主要集中于污染源附近或特定的生态空间，呈现局部性、小区域性的特点。然而在当前的情况下，环境问题却表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几乎以上列举的所有环境问题，其作用的时空尺度都超越国界、牵动全球、影响全人类，其影响之广泛远非过去一般环境问题所能比拟。

3． 深远性影响：一方面，环境问题中的许多种污染因子对环境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的特点，例如造成臭氧层破坏的人工化学品氟利昂的稳定性非常强，能在大气中存留长达100年不消失[2]，而放射性核裂变产物的毒性则需约八百年之后才会降到约五十倍于普通铀矿毒性的程度；[3]；另一方面，造成当代环境问题的因素异常复杂，既有历史性的、文化性的、政治性的，也有根植于人的本性的局限性的，因此使得解决的 *** 变得异常复杂，而使解决的过程也变得异常艰难曲折。

4． 多元化交错影响：“复合”效应成为当代环境污染问题中最惊人的趋势之一。复合效应指的是环境中的污染因子联合作用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从19世纪开始，通过酸雨和重金属污染的联合作用，污染已毁掉了许多工厂周围的树木。而氟利昂、二氧化碳、甲烷和氮氧化物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和联合作用，使得全球变暖日益严重。

5． 不可预测性影响：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很多环境问题只是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之后才被人们所认识。例如发明蒸汽机的瓦特绝不会预料到硫烟煤燃料的使用会造成比纽考门的发动机厉害得多的污染问题；温室效应问题虽然在1896年就被科学家所提出，但却长期被忽视，直到20世纪60年代由环境主义者首先警告这一潜在问题后，又过了20年科学团体才开始接受全球变暖这一现实。因此在环境问题上，要识别人为造成的环境问题，并预言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异常困难的。

四、人的发展在当代环境问题背景下的可能性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首先回顾了发展的观念的形成，搞清了现代人所说的发展主要是什么；其次，我们对历史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从而确定环境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并不是我们的时代独有的现象，而是历史的常态；最后，我们为问题的解决奠定了一个现实的背景，因此现在我们的问题就落实到一点：即人的发展在当代环境问题背景下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就现代意义上的人的生存的各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而且也涉及发展作为一种观念，其在人的意识中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与历史上的环境问题相比，当代的环境问题是更严重了，还是缓和得多？是具有自身独有的特点，还是又一次陷入历史的循环？这些问题都与刚刚所确立的问题相关。然而这些问题又明显具有一种不可回答性。首先不谈问题复杂的程度，只是就问题本身的性质而言，它们都必然会或多或少地搀杂某种或者悲观或者乐观的“观念”，因此无论怎样的回答都会带有预言的性质，而这正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力图加以避免的。

就问题本身而言，一边是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或者说是一种对现实的评价，另一边是客观的现实，这种现实是评价的基础。换句话说，如果当代的环境问题作为一种现实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就无法回答作为一种评价的人的发展的问题。然而现实的问题必须要求现实的回答，它所要求的基本上不是一种“回答”而必须是一种“解决”。环境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或者说能够通过论证来证明的问题，而是实践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必须在经验中通过实际的行动来解决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已经将人的发展的可能性的问题奠立在作为前提的环境问题的基础之上，那么发展问题也随之成为至少是带有实践性的问题，即是说，发展的可能性的问题必须在实践中去加以解决，而无法通过理论性的论证来回答。

但是，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是历史性的问题，都具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绝不是单纯的重复，即使不谈发展的可能，至少也是存在一种客观的变化的。同以往的历史相比，现在的人类有几种更大的不同，这就是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教育的普及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它使得人类的命运至少掌握在具有判断力的人民自己手中，而不是在少数的所谓统治者手里。因此，如果环境问题成为社会中每一个人都现实的加以关注的问题，那么环境问题的解决便至少具有了某种可能性。

作家老舍深情地写下了他终生难忘的3个场景：

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清光绪二十四年生于北京西城小羊圈儿胡同的贫民家庭里，上有三个姊姊和一个哥哥，老舍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舒永寿，是满清正红旗的皇城护军，1900年八国联军，他在与侵略者的巷战中身受重伤，全身被炸成肉花，死于北长街的一家粮店中。从此，老舍一家原本清苦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老舍家境困苦，使他的求学道路上也坎坷多艰。从私塾、小学到中学，经济上十分为难，数进数出，还是母亲咬了牙作难和好心人资助，最后才得以进入北京师范学院。

　　老舍在北京师院的五年学习生活，成绩一直是上等，还受校长方环和语文老师宗子威的影响，开始写诗、散文和演讲，光芒毕露，这是在文化基础上奠定他将来创作生涯的之一步，也是他将来走向社会的一个重要起点。

　　毕业之后，直接被派任公立小学校长。任上，五四运动爆发，虽不能直接参加，但是反帝国、反封建、争民主的革命潮流，启示了他的思想：

　　假若没有‘五四’，我很可能终生作这样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不会忽然想洗去搞文艺。

　　以前我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这一下子就打乱了两千年来的老规矩，这可不简单！我还是我，只是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这还了得！假若没有这一招，不论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

　　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国存亡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中国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

　　文学革命使他感到狂喜，他开始以白话文创作，写下了他之一篇习作《小铃儿》，叙述小孩子打洋人的故事，这无疑是老舍爱国主义的一个开端。

　　二十五岁，老舍受聘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华语教员。为了学英文，他开始拚命地念小说，其中威尔斯、莫泊桑、梅瑞狄斯、特别是康德拉（黑暗之心）对他影响甚大，他喜欢这些近代小说写实的态度，尖锐的笔调。这些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不只提供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 *** 作某一事理的宣传。

　　到了英国，我就拚命地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时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写呢？老舍‘想家’，其实是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过去就像图画，常在心中往回不已。他开始动笔，舍弃中国小说章回体的旧形式，加上往日的生活经验及他富有幽默的特点，大胆放野地写下去，写成三篇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及《二马》，显示其独特风格和观察的特殊生活领域，为其文学之路，奠定重要基础。

　　三十一岁回国任教，老舍怀抱着爱国的 *** 和高昂的创作热情，又由远方的英国切进到他熟悉的古老的中国社会现实中来，再加上对文学理论的研究，这就推动他之一个创作高产和丰收时期。许多重要的长篇小说，如《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甚至今天要讨论的《骆驼祥子》都在这时期创作。这些作品奠定老舍在中国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是他成为一名符其实的大文学家。

　　1937年，抗战爆发，老舍成为抗战文艺最积极的实践者。以老舍在在文坛的地位，他的爱国热诚和热心公益事业而又具有团结各方力量的吸引力，在武汉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实际负责人）达八年之久。

　　我是怎样期待着那大时代锻炼出来的文艺生力军，以严肃的生活，雄美的体格，把白面与文弱等等可耻的形容词从此扫刷了去，而以粗莽英武的姿态为新中国高唱那前进的战歌呢！

　　他怀抱着爱国热忱的高涨，推动他的社会观和文艺观向着革新的方向发展，所作不出抗战宣传的作品，如《四世同堂》。同时，他也注意到通俗文艺形式，拜访鼓书艺人，学习和讨论鼓书作法，有许多曲艺的创作。同时也融合相声的语言与戏曲的表现手法，大大加强话剧的创作，如《十五贯》。抗战这一大形势，使老舍从学府的生活天地和市民的写作范围突破出来，早期他还着力于赞颂、鼓励群众抗战爱国的热情，到后来，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他的眼光不得不转注到抗战背后的社会现象了： *** 消极抗战、顽固统治，小官藉机发国难财，吃抗战饭，老舍将这些面相用讽刺喜剧的形式刻画出来，更显黑暗现象与民族弱点的批判，也深化了老舍的爱国主义。

　　1949年，老舍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故乡——北京。他对北京怀有深情，他把北京看做一块宝地，走过旧时代，真诚地投入新生活，开始新的创作热情。这时期有最著名的剧作：《龙须沟》、《茶馆》。但是，1962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风潮，首要铲除的便是黑五类的文艺家，以老舍在文坛上的崇高地位，当然成为 *** 杀鸡儆猴的首要目标。老舍疑惑的是，他也是穷人家出生，一辈子都在为穷人造福利事业，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喧嚣、匆忙、拜金、与贫富不均，为什么是黑五类？但不由分说，老舍即成为众矢之的，批斗、攻击、满身是血，最后，带着所有的绝望，在太平湖畔想了不为人知的一夜，然后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

　　著作书目：

　　《老张的哲学》(长篇小说)1928，商务
　　《赵子曰》(长篇小说)1928，商务
　　《二马》(长篇小说)1931，商务
　　《文学概论讲义》(理论)1931，齐鲁大学文学院
　　《小坡的生日》(长篇小说)1934，生活
　　《猫城记》(长篇小说)1933，现代
　　《离婚》(长篇小说)1933、良友
　　《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的代
　　《赶集》(短篇小说集)1934，良友
　　《樱海集》(短篇小说集)19Z9，人间
　　《蛤藻集》(短篇小说集)1936，开明
　　《老牛破车》(创作经验)1937，人间
　　《三团一》(曲艺集)1938，重庆独立出版公司
　　《骆驼祥子》(长篇小说)1939，人间；修改本，1955，人文
　　《火车集》(短篇小说集)1939，上杂
　　《残雾》(话剧)1940，商务
　　《文博士》(长篇小说，又名《选民》)1940，香港作者书社
　　《张自忠》(话剧)1941，华中图书公司
　　《大地龙蛇》(话剧)1941，国民图书出版社
　　《剑北篇》(诗集)1942，文艺奖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
　　《归去来兮》(话剧)1943，作家书屋
　　《国家至上》(话剧)与宋之的合著，1943，南方印书馆
　　《谁先到了重庆》(话剧)1943，重庆联友出版社
　　《桃李春风》(话剧，又名《金声玉报》)与赵清阁合著，l943，中西书局
　　《贫血集》(短篇小说集)1944．文聿出版社
　　《火葬》(长篇小说)1944，晨光
　　《惶惑》(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1部)1944，良友
　　《偷生》(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2部)1946，晨光
　　《东海巴山集》(短篇小说集)1946，新丰出版社
　　《微神集》(短篇小说集)1947，晨光
　　《月牙集》(短篇小说集)l948，晨光
　　《方珍珠》(话剧)1950：晨光
　　《龙须沟》(话剧)1951，大众
　　《老舍选集》1951，开明
　　《春华秋实》(话剧)1953，人文
　　《老舍短篇小说》19567，人文
　　《福星集》(散文集)1958，北京
　　《茶馆》(话剧)1958，戏剧
　　《上任》(短篇小说)1958，作家
　　《四世同堂》(长篇小说，又名《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上下册，1959，百花；l—3部，四川人民
　　《正红旗下》(长篇小说)，人文
　　《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北京
　　《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安徽人民
　　《老舍选集》(1—4卷)1982，四川人民
　　《老舍戏剧全集》(1一4卷)1982，戏剧
　　《老舍新诗》1983，花山
　　《四世同堂补篇》(长篇小说)1983，百花
　　《老舍散文》1984，百花
　　

杜甫的简介

十万火急!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由盛唐到中唐大诗人，号称“诗圣”。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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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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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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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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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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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杜甫一生思想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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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宝典中杜甫的介绍
[又名：杜工部，诗圣] 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曾祖依艺为巩令，因居巩。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后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安禄山陷京师，肃宗即位灵武，甫自贼中遁赴行在，拜左拾遗。以论救房琯，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乱，寓居同州同谷县，身自负薪采梠，哺糒不给。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赴。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武与甫世旧，待遇甚厚。乃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枕江结庐，纵酒啸歌其中。武卒，甫无所依，乃之东蜀就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蜀帅相攻杀，蜀大扰。甫携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亦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

杜甫年谱~~~~~~~~~~~~~~~~~~~~~~~~~~~~~~~

712壬子睿宗太极一（玄宗先天一），杜甫生于河南巩县。
717丁巳玄宗开元五，杜甫六岁。尝至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
718戊午玄宗开元六，杜甫七岁。始作诗文。
720庚申玄宗开元八，杜甫九岁。始习大字。
725乙丑玄宗开元一三，杜甫十四岁。壮游诗曰：「习年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从，以我似班扬。」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
726丙寅玄宗开元一四，杜甫十五岁。百忧集行曰：「忆昔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730庚午玄宗开元一八，杜甫十九岁。游晋，至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从韦之晋、寇锡游。
731辛未玄宗开元一九，杜甫二十岁。游吴越。
732壬申玄宗开元二0，杜甫二十一岁。游吴越。
733癸酉玄宗开元二一闰三月，杜甫二十二岁。游吴越。
734甲戌玄宗开元二二，杜甫二十三岁。游吴越。
735乙亥玄宗开元二三闰十一月，杜甫二十四岁。自吴越归东都，举进士，不第。
736丙子玄宗开元二四，杜甫二十五岁。游齐赵。交苏源明。
737丁丑玄宗开元二五，杜甫二十六岁。游齐赵。
738戊寅玄宗开元二六，杜甫二十七岁。游齐赵。
739己卯玄宗开元二七，杜甫二十八岁。游齐赵。
740庚辰玄宗开元二八，杜甫二十九岁。游齐赵。
741辛巳玄宗开元二九，杜甫三十岁。归东都。筑陆浑庄，于寒食日祭远祖当阳君。
742壬午玄宗天宝一，杜甫三十一岁。在东都。姑万年县君卒于东京仁风里。六月，还殡于河南县，公作墓志。
743癸未玄宗天宝二，杜甫三十二岁。在东都。
744甲申玄宗天宝三，杜甫三十三岁。在东都。五日，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公作墓志。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秋，游梁、宋，与李白、高适登吹台、琴台。尝渡河游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
745乙酉玄宗天宝四，杜甫三十四岁。再游齐、鲁。是时李之芳为齐州司马。夏日，李邕自北海郡来齐州，公尝从游，陪宴历下亭及鹤山湖亭。旋暂如临邑（属齐州）。秋后至兖州，时李白避归东鲁。公与同游，情好益密。公赠白诗所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者是也。俄而工将西去，白亦有江东之游，城东石门一别遂无复相见之日矣。
746丙戌玄宗天宝五闰十月，杜甫三十五岁。自齐、鲁归长安。从汝阳王琎、驸马郑潜耀游。
747丁亥玄宗天宝六，杜甫三十六岁。在长安。
748戊子玄宗天宝七，杜甫三十七岁。在长安。屡上诗韦济，求汲引。与书家顾诫奢订交，约当此时。
749己丑玄宗天宝八，杜甫三十八岁。在长安。冬日，归东都，因谒玄元皇帝庙，观吴道子所画壁。
750庚寅玄宗天宝九，杜甫三十九岁。来长安。初遇郑虔。
751辛卯玄宗天宝一0，杜甫四十岁。在长安。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秋，病疟。友人魏君冒雨见访，因作秋述贻之。病后过王倚，王饷以酒馔，感激作歌赠之。是年，在杜位宅守岁。
752壬辰玄宗天宝一一，杜甫四十一岁。在长安。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暮春，暂归东都。冬，高适随歌舒翰入朝，与公暂集，俄复别去，公有诗送之。
753癸巳玄宗天宝一二，杜甫四十二岁。在长安。首夏，同郑虔游何将军山林。次子宗武约生于此年秋。
754甲午玄宗天宝一三闰十一月，杜甫四十三岁。在长安。进封西岳赋。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因田梁丘投诗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岁中，张� 自卢溪召还，再迁为太常卿，公复上诗求助。又进雕赋，表中词益哀激。秋后，淫雨害稼，物价暴贵，公生计益艰，遂携家往奉先，馆于廨舍。
755乙未玄宗天宝一四，安禄山反。杜甫四十四岁。在长安。岁中往白水县，省舅氏崔十九翁。九月，同崔至奉先。十月，归长安，授河西尉（河西县故城在今云南河西县境），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又赴奉先探妻子，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岁暮，丧幼子。
756丙申肃宗至德一（玄宗天宝一五）七月改元，安禄山称大燕皇帝。玄宗奔蜀。杀王国忠、杨贵妃。杜甫四十五岁。岁初，在长安。五月，至奉先壁难，携眷来往白水，寄居舅氏崔少府高斋。六月，又自白水取道华原，赴鄜州（今陜西鄜县）。至三川县同家洼，寓故人孙宰家。闻肃宗及位灵武，即留妻子于三川，孓身从芦子关奔行在所。途中为贼所得，遂至长安。九月，于长安路隅遇宗室子弟，乞舍身为奴，感恸作哀王孙。
757丁酉肃宗至德二闰八月，安庆绪杀禄山。张巡、许远战死。郭子仪复东京。史思明等降。杜甫四十六岁。春，陷贼中。在长安时从赞公苏端游。四月，自金光门出，间道窜归凤翔。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遗。是月，房管得罪，公抗述救之。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张镐、韦陟等救之，仍放就列。六月，同裴荐等四人荐岑参。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于是徒步出凤翔，至邠州，始从李嗣业借得乘马。归家卧病数日。作北征。十一月，自鄜州至京师。
758戊戌肃宗乾元一（至德三）二月改元，复以载为年，史思明反。杜甫四十七岁。任左拾遗。春，贾至、王维、岑参皆在谏省，时共酬唱。时毕曜亦在京师，居公之邻舍。四月，玄宗亲享九庙，公得陪祀。六月，房管因贺兰进明谮，贬为邠州刺史。公坐管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是秋，尝至蓝田县访崔兴宗、王维。冬末，以事归东都陆浑庄，尝遇孟云卿于湖城县城东。
759己亥肃宗乾元二，史思明称燕王。杜甫四十八岁。春，自东都归华州（陜西华县），途中作三吏、三别六首。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甘肃天水）。是时有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白二十韵。又有寄高适、岑参、贾至、严武、郑虔、毕曜、薛据及张彪诗。时赞公亦谪居秦州，尝为公盛言西枝村之胜，因作计卜居。置草堂，未成，会同谷宰来书言同谷可居，遂以十月，赴同谷。途经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 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皆有诗。至同谷，居栗亭。贫益甚，拾橡栗，掘黄独以自给。居不逾月，又赴成都。以十二月一日就道，经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岁终至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方刺彭州，公甫到成都，适即寄诗问讯。
760庚子肃宗上元一（乾元三年）闰四月改元，杜甫四十九岁。在成都。春，卜居西郭之浣花里。表弟王十五司马遗赀营造，徐卿（疑即知道）、萧实、何雍 、韦班（应物侄）三明府供果木栽，开岁始事，季春落成。时韦偃寓居蜀中，尝为公画壁。初秋，暂游新津，晤裴迪。秋晚至蜀州，晤高适。冬，复在成都。
761辛丑肃宗上元二，史朝义杀史思明。杜甫五十岁。居草堂。开岁，又往新津。二月，归成都。秋，至青城。旋又归成都。是时多病，生计艰窘。始有迁地吴楚之念。冬，高适至成都，尝同王抡过草堂会饮。
762壬寅肃宗宝应一四月改元，帝及玄宗崩，太子豫及位。诗人李白死（701-762）。杜甫五十一岁。自春至夏，居草堂。与严武唱和甚密。武时有馈赠。七月，送严武还朝，以舟至绵州，抵奉济驿，登陆，遂分手而还。会徐知道反，道阻，乃入梓州。秋末，回成都迎家至梓，然颇有东游之意。十一月，往射洪县，到金华山玉京观，寻陈子昂读书堂遗迹。又访县北东武山子昂故宅。旋复南之通泉县，访郭元振故居，于庆善寺观薛稷书画壁。又于县署壁后观稷所画鹤。
763癸卯代宗广德一（宝应二）七月改元闰正月，李怀仙杀史朝义。杜甫五十二岁。正月，在梓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欲还都，俄而复思东下吴楚。间尝至阆州（四川阆中），因游牛头、兜率、惠义诸寺。既归梓，又因送辛员外，至绵州。自绵归梓。又往汉州。夏，返梓州。初秋，复别梓赴阆。九月，祭房管。秋尽，得家书，知女病，因急归梓。十一月，将出峡为吴楚之游，于是命弟占归成都检校草堂。
764甲辰代宗广德二，杜甫五十三岁。春首，自梓州絜家东荍出峡，先至阆州。会朝廷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以行程既定，不赴召。二月，离阆东去，闻严武将再镇蜀，大喜，遂改计却赴成都。三月，归成都。六月，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秋，居幕中，颇不乐，因上诗严武述胸臆。遂得乞假暂归草堂。是时，曹霸在成都，公作丹青引赠之。弟颖往齐州。岁晚，因事寄诗贾至。是年与严武唱和最密。
765乙巳代宗永泰一闰十月，杜甫五十四岁。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自春徂夏，居草堂。五月，携家离草堂南下。至嘉州（四川乐山）。六月，至戎州（四川宜宾）。自戎州至渝州（重庆）。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入秋，至忠州（四川忠县），居龙兴寺院。九月，至云安县（四穿白帝城）。因病，遂留居云安，馆于严明府之水阁。
766丙午代宗大历一（永泰二年）十一月改元，杜甫五十五岁。春，在云安。时岑参方为嘉州刺史，寄诗赠之。春晚，移居夔州。初寓山中客堂。秋日，移寓西阁。秋后，柏茂琳为夔州都督，公颇蒙资助。是年多追忆旧游之作。
767丁未代宗大历二，杜甫五十六岁。在夔州。春，自西阁移居赤甲。三月，迁居瀼西草屋。附宅有果园四十亩，蔬圃数亩，又有稻田若干顷，在江北之东屯。弟观自京师来。秋，因获稻暂住东屯。适吴司法自忠州来，音以瀼西草堂借吴居之。是时，始复动东游荆湘之意。十月十九日，于夔州别驾元持宅观李十二娘舞「剑器」。本年冬，仍复多病。秋，左耳始聋。
768戊申代宗大历三闰六月，杜甫五十七岁。正月中旬，去夔出峡。临去，以瀼西果园赠南卿兄。三月，至江陵。夏日，暂如外邑。留江陵数月，颇不得意。秋末，移居公安县。遇顾诫奢、李晋肃（贺父）及僧太易，留憩公安数月。岁晏，至岳州。
769己酉代宗大历四,杜甫五十八岁。正月，自岳州至南岳，游道林二寺，观宋之问题壁。宿青草湖，又宿白沙驿。过湘阴，谒’湘夫人祠。更溯流而上，以二月初抵凿石浦，宿之。又过津口，次空灵岸。宿花石戌，次晚洲（在湘潭）。三月，抵潭州（湖南长沙）。发潭州，次白马潭，入乔口。至铜官渚，阻风。发铜官，宿新康江口。次双枫浦，遂抵衡州（湖南衡阳）。夏，畏热，复回潭州。时苏涣居江侧，忽一日，访公于舟中，公请涣诵诗，大赏异之，遂订交焉。终岁在潭州。
770庚戌代宗大历五，杜甫卒（712-770）。杜甫五十九岁。春，在潭州。正月二十一日，检故帙，得高适上元二年人日见寄诗，因追酬一首，寄示汉中王瑀及敬超先。暮春，逢李龟年。四月，避乱入衡州。欲往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阳，时属江涨，泊方田绎，半旬不得食。聂令驰书为致牛炙白酒。盛夏回棹，秋至潭州，小憩，遂遍别亲友，溯湘而下，将出沔鄂，由襄阳转洛阳迻逦归长安。冬天11月，竟以寓卒于潭岳间的一条小船上，旅殡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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